关于文本（TEXT）
误区：不要依据年代次序来区别作品和文本，不要认为越是古典的，越是过去的就是作品，越是现代的，越是先锋的就是文本。时间不是区分作品与文本的尺度。
二者的真正差别在于：作品是实体性的，它占据着书本的部分空间，文本则是一个在方法论领域才成立的命题。
作品与文本的对立犹如拉康所谓“现实性（reality）”和“真实（the real）”的对立，“现实”是展示在那儿的一个物象，作品因而是可见的；“真实”则是被阐释出来的，文本因而是一种阐释过程。作品是物，可以用手抓住，而文本不是纯物，它只在话语运动中存在，文本不是作品的解散物，作品是文本的一种静止的、僵死的状态，文本仅仅在生产性活动中才会被感知，才会赋予生命力，才会必然性地存在。
文本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文学，文本的构成是对所谓文学体裁分类的颠覆性活动，如何定义一首诗歌？它的韵律、形式感、排列方式抑或一种奇异的想象力？如何界定萨特？诗人，小说家、哲学家、人道主义的再掘墓人？与其说萨特写过各式各样的作品，不如说他写的就是文本更直接，文本就是要贯通和横穿各种各样的体裁界限。它将这些界限和分类拆散，文本的经验就是一种临界经验。
可以说，作品的意义在于意义本身，从中可以挖掘出其中蕴涵的所指，挖掘出固定于其中的全部内涵；而文本则是一种无规定的自由联想活动，一种多变的、断裂的、重叠的、象征性的，是一种无限的开放体系，它除去了任何中心，甚至除去了学院派的作品的意义论。
在此插几句话，从哲学意义上说，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二元论的一端坍塌之后，即一种广义的、占支配性的先验本质消解后，也即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寿终正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分别从意识和存在两个方面分别走到二分法的两个极端。索绪尔可以说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掘墓人，他另辟蹊径，绕开古代哲学对形而上的追问，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为我们展现认识世界的另一条途径，符号的差异系统，意义就是在差异系统而获得意义，语法的结构、秩序性和系统性，德里达和列维.斯特劳斯恰恰分别抓住了索绪尔理论的两种倾向，德里达——解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前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后者结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几十年后，一直追随胡塞尔的海德格尔也由于意识和物的最终二元关系缘故与胡塞尔分道扬镳，海德格尔立志要终结二元论哲学，存在者作为二元论的一端，如果将之扬弃，就是将二元论信念打破了。因此他宣称不应探索和追问存在者，而是应去追问存在，应该“去蔽”。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马丁.海德格尔宣称存在者亦不在哲学的关照视野范围之内了。
有意思的是，在马丁.海德格尔宣称不再纠缠于本质之物，仅仅对另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对存在保持浓厚兴趣的时候，德里达甚至干脆地指出，对存在的追问甚至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放弃对真理的探究，那怕是海德格尔式的非符合论的真理观。他把目光伸向语言系统，符号的差异系统，它是平面性的，不存在递进关系，符号间没有等级，没有决定论，也没有二元对立的抗衡和制约，只有差异。差异之物之间彼此参照，彼此自由，它们纯粹依一种差异关系而存在，由于它们互相参照，互相作用，它们就停止了自身的外在呈现，差异系统中的每个要素只和另一个要素相牵连，而绝不同外在之物发生关系，这样，在差异系统中，只有各要素之间互动的不可把握的踪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完全有理由弱化或者忽略作者对于作品的意义，以至于因此罗兰.巴特敢于站出来宣称作者亦死了。
回到文本的话题，我们说作品关注于意义，文本是一种解释过程，其理论支撑源出于此。
罗兰,巴特说文本是复数的，怎样理解它的意思呢？文本的复数性质并不完全意指它的歧义性，它只是索绪尔意义下的语言的差异化特质所具有的一种叙述学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多样性呈现，任何文本因此不具有始源性意义，而是文本海洋中当下性的挑选、变体、重造过程，一种相对时下的强力关涉，它只是对现实的暗喻和象征性的另类言说。因此，对于文本来说，形式和内容，体裁和题材，东方的和西方的，现实主义和魔幻的构建都是不重要的，感性或理性的，佛洛依德式的心理分析抑或风花雪夜的玩世不恭同样在文本中分不出高下，它所关注的是反讽的、差异化的、解构的，甚至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从消费的角度看，文本和作品也迥然不同，对作品的阅读是一种简化的文化消费，而文本的阅读是一种对于过程歧义性的不同解读，它像一首乐谱，它要求的是听众的合作精神，一种实践过程，要求的是一种参与意识。
评论